停火协议墨迹未干，和平幻象仅存一日。2025年6月25日凌晨，拉姆安拉的睡梦被以色列炸弹撕碎，居民楼轰然倒塌，尖叫取代了茶杯的余温。这不仅是外敌的入侵，更是内部溃烂的冰冷印证。当愤怒的火焰被自己人的水枪扑灭，那被掩盖的伤口，正以更残忍的方式撕裂巴勒斯坦。

停火协议的墨水还没干透，和平的幻觉只维持了不到二十四小时，以色列的炸弹就在2025年6月25日的凌晨，落在了拉姆安拉睡梦中的人们头上。

前一天夜市里的茶杯仿佛还温着，关于和平的闲聊还响在耳边，转眼间，战机的轰鸣就取代了一切。居民楼像一叠被推倒的积木，在黑暗中轰然坍塌，街道被碎石和尖叫瞬间填满。天亮之后，新闻播报的数字冰冷得像一块铁：3人死亡，7人受伤。

医院里，医生和护士在血泊与哭喊声中奔跑，这点本就紧绷的医疗资源，在一场凌晨的空袭面前，脆弱得像一张纸。以色列军方照例发表声明，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“支持伊朗的恐怖分子”。这个理由，拉姆安拉的人们听了几十年，只觉得一年比一年更苍白。

炸弹掀开的废墟之下，埋着的不仅仅是遇难者的尸体，更是一种被掩盖许久的内部溃烂。当愤怒的人群冲上街头，他们要面对的，除了以色列的枪口，还有自己人递过来的枷锁。

这场空袭，源于半个月前的一场豪赌。以色列代号“上升狮子”的行动，把伊朗的核设施砸了个稀巴烂。作为报复，伊朗的导弹也让以色列尝到了经济重创的滋味。谁也没占到便宜，双方这才疲惫地坐下来，在6月24日签了停火协议。

但这纸协议从诞生之初，就故意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：巴勒斯坦，早就不是一个整体了。

地图上，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是两个被隔开的区域。现实中，这是两条完全相反的路。

加沙，被哈马斯牢牢掌控。以色列的封锁让这里的失业率高达47%，几乎成了世界最大的露天监狱。但围墙越高，抵抗的意志似乎也越顽强。哈马斯的武装力量“卡桑旅”，曾在2021年一口气向以色列扔了四千多枚火箭弹。用以色列情报部门自己的话说，从加沙射来的炮火，是西岸的一百倍。

而在约旦河西岸，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，则在上演另一出戏。

自从阿拉法特去世，阿巴斯接手了法塔赫，这里的主旋律就从抵抗变成了合作。法塔赫曾是街头巷战的代名词，但在《奥斯陆协议》之后，它选择坐上谈判桌。2016年，阿巴斯政府和美国、以色列达成了一项协议，核心内容就是：我们放下武器，你们让我们继续管着西岸这片地。

这份在许多同胞眼中如同卖身契的协议，让西岸人活在一种拧巴的双重压力里。

一边，是以色列军队毫不客气的日常“光顾”。每周平均四十次的搜查，过去三年拆掉三千多栋房子，占领军的姿态从未改变。另一边，却是自己人的“维稳”力量。那些由美国出钱、出装备、出教官训练的法塔赫安全部队，首要任务不是对外，而是对内——阻止任何本地人向以色列发起攻击。

有好事者统计过，在西岸发生的一百八十多起民众自发袭击事件里，超过六成，都是被这支“自己人的部队”提前掐灭在了萌芽状态。这种感觉，就像被人捆住了手脚，然后眼睁睁看着强盗在家里搬东西。

治理模式的不同，直接改变了人心向背。巴勒斯坦大学过去五年的民调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这种变化。在西岸，对哈马斯的支持率从不起眼的28%一路爬升到47%，而对执政的法塔赫，支持率则从51%的“绝对优势”跌到了38%。

民心不是水泵，想抽到哪就到哪，它是水，只会往低处流，往活路走。一个看起来最不合逻辑的数据是，过去两年，大约有2.8万名西岸居民，选择拖家带口，搬到那个被重重围困、物资奇缺的加沙。这种“逆行”，把西岸生活的绝望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阿巴斯政权的脆弱，写在他的账本上。美国每年大约4亿美元的援助，撑起了政府预算的65%。以色列更是捏住了他的命门——代收税款。这笔每个月约1.3亿美元的钱，是以色列对西岸的控制阀门。2022年，以色列只是稍微拧紧了这个阀门，扣了一部分钱，西岸的公务员就连续三个月发不出工资。

巴勒斯坦有句老话，石头缝里钻出的橄榄树，总比温室里的玫瑰经得起折腾。西岸，就是那座越来越不牢靠的温室。从1993年《奥斯陆协议》算起，以色列在西岸的定居点从76个暴增到279个。法塔赫得到的所谓行政管理权，换来的却是实际控制区缩水了23%。

妥协，没能换来和平与土地。它只是让蚕食的过程，变得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不那么撕心裂肺罢了。

所以，当拉姆安拉的炸弹落下时，愤怒的火苗刚在街头燃起，就被自己人的高压水枪浇灭了。公开的抗议被迅速压制，但地下的暗流却因此找到了新的入口。

一个叫穆罕默德·萨利赫的中学老师，悄悄成了抵抗组织的新领袖。他不像传统的武装人员那样张扬，而是在清真寺的地下室和废弃的仓库里，召集那些和他一样，对内对外都已失望透顶的年轻人。他的出现，以及前不久在阿巴斯办公室外发现的那枚被伪装成礼品的炸弹，都是内部压力锅即将爆炸的危险信号。

最终，萨利赫还是没能逃过以色列无孔不入的情报网，被捕，然后被杀。

以色列以为自己又拔掉了一颗钉子，但他们不明白，杀死一个萨利赫，只会催生出更多的“萨利赫”。他的死，没能吓住任何人，反而让他成了一个传奇，一个符号。在拉姆安拉的学校里，孩子们不再公开谈论政治，却开始在课间悄悄分享萨利赫的故事。一颗新的火种，已经埋进了更年轻、也更决绝的一代人心里。

这场不大不小的悲剧中，国际社会的沉默尤其响亮。联合国、欧盟、美国……世界好像集体戴上了耳塞。

这种安静并非偶然，而是一种长期的默契。西方世界嘴上挂着的“两国方案”，在实际操作中，早已把巴勒斯坦当成了两个可以分别处理的“问题”。这种“分而治之”的策略，客观上默许甚至鼓励了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。一个统一的、团结的对手，远比一个内斗不断的对手要难缠得多。

选择性的失声，让以色列可以从容地、几乎不受任何实质性压力地执行自己的计划。

历史的教训并不远。1948年，以色列宣布建国，周边数倍于它的阿拉伯世界之所以一败涂地，内部无法形成统一战线是致命原因之一。七十多年过去，巴勒斯坦人自己，正在重演这场悲剧。加沙射出的火箭弹，和西岸伸出的橄榄枝，不仅没能形成合力，反而在相互消耗，让彼此的努力都显得荒诞。

6月25日的炸弹，撕开的裂痕深不见底。它让所有人都再次看清，外部的压迫固然致命，但内部的分裂，才是那个让伤口永远无法愈合的真正原因。

萨利赫死了，但他的故事成了孩子们睡前床头的私语。炸弹撕开的裂痕，总会有新的东西长出来，只是没人知道，那会是什么。